918当夜，沈阳唯一主动抵抗的是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，他在事先就不断报告小六子，日本人绝对要搞大事，不管小六子怎么想，他已经下达命令，辽宁全省警察全部配长枪，集结成营。

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前不久，张学良作出了对辽宁省警务人事的重大调整，将时年35岁的陆军步兵第20旅旅长黄显声提拔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公安局局长。

黄显声上任后，迅速着手改革警务系统，他首要行动是清除警务处内部的卖官鬻爵乱象。紧接着，他调整了几个地方的县公安局长，并且清理了贪腐人员，这些行动在民众中获得了广泛支持。同时，他还推行了职员考核制度，提升了警队整体素质。

在警察队伍培养方面，黄显声利用自己兼任辽宁警官高等学校校长的职务，重点培养警察干部的业务能力及对抗日本侵略的敏感度。

1931年3月，沈阳警方的一处分所遭到日本守备队的包围，黄显声得知后，迅速采取行动，一方面与日本守备队进行交涉，一方面向上级报告并要求外交干预，这一事件最终以日本守备队撤退告终。

黄显声在对抗日本侵略的行动中不仅展现了他的勇敢和机智，还在多次事件中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，深受日本方面的仇视。这种情况在日本占领沈阳和北平后表现得尤为明显，黄显声的家被多次抄查，显示出日方对他的敌意。

7月，沈阳局势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变得紧张，这两起事件均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，目的是为侵华提供借口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黄显声在东北地区政治和军事领导的支持下，前往北平，向张学良汇报形势并征询对策。张学良的回应是一方面依赖国际联盟的支持，不主张武装抵抗；另一方面，他指示地方武装应加强训练并保持高度警戒。

为了增强地方警力的响应能力，黄显声回到沈阳后不久，就以省警务处的名义对全省警政区域进行了重划。此前，辽宁省的公安队约有2.7万人，分布在各县，但由于区域限制，当地警力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。

因此，黄显声按地理邻近原则，将全省的公安队重组为12个区域，每个区域由4到5个县的公安队构成，并指派总队长统一指挥。

为了解决部分警队装备老旧的问题，他还在张学良的批准下，向全省58个县的公安局分发了超过20万支旧枪，每支配发50发子弹，这些措施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在此期间，日本军方已秘密制定了九一八事变的侵略计划，其核心要求是在一夜之间迅速行动，确保沈阳、长春等重要城市的占领。

九一八事变当晚，东北军的主要指挥官张学良因病在北平，其他高级将领也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应对日军的突然袭击。当晚，沈阳的军警部队基本处于无战斗准备状态，只有省城内约8000名军警部队驻守，而这对于日军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

尽管总体战备不足，黄显声还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。九一八事变当天清晨，他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有重要行动的情报。他立刻命令所有警察分局和公安队待命，并亲自到公安局指挥以防万一。

事变发生后，他与时任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在公安局紧急商讨对策，虽然王以哲提出撤退，但黄显声坚持要战斗到底，并明确表示除非无法抵抗，否则绝不撤离驻地。

1931年9月19日，日本军队迅速进占沈阳，攻下了南市、北市以及大小西关等地区。当地警察部队，在黄显声的指挥下，组织了激烈的反抗，特别是二经路警察署、商埠三分局及南市场警队表现出显著的抗日行动。

随着日军压力增大，黄显声指示尚能作战的警员撤离沈阳，集结向锦州方向撤退，以重组力量。他本人留在城中，密切观察形势变化，随后在确认无法挽回局势后，乔装改扮，前往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沈阳失守的情况。

在黄显声向张学良汇报后，不久便被派往锦州前线，继续其抗日斗争的任务。张学良响应局势，于1931年9月23日宣布东北军政迁至锦州，并在此建立东北边防军司令公署和辽宁省政府。

在锦州，黄显声迅速行动，重组撤离沈阳的公安警力。他于9月底召开了多县公安局长会议，决定抽调干警补充警力，并重编为辽宁全省特别公安队。此队伍分布在北宁路沿线，随时准备抗击日军。黄显声同时强化全省各县与锦州警务处的联系，确保快速有效的情报交流。

黄显声在锦州期间，坚决镇压伪军及汉奸势力，尤其是凌印清和张学成两支汉奸队伍。1931年10月，利用内部人士反间，成功促使凌印清部队中的关键将领叛变，随后联合辽宁全省特别公安队歼灭了凌印清。

同月，黄显声又针对由张学成率领的“东三省自治军”实施军事打击，该队伍不久后亦被彻底击溃，标志着对汉奸势力的又一胜利。

参考资料：王俯民. 《民国军人志》 1992